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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環境服務市場需求的釋放,我國環保產業的服務能力逐步提升。環境技術集成創新和關鍵裝備國產化取得突破,形成一批環保技術設備研發基地;環保市場逐步破除行業壟斷和地域保護,PPP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得到推廣應用;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環保企業迎來更多開拓海外市場的機遇。

隨著環保督察的規范化和制度化,工業污染治理市場需求得到有效釋放,開始進入全面達標新時代。環保產業正處于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和產業結構深刻變革期,水處理從供水和污水處理業務擴展到管網建設和海水淡化等領域,并結合海綿城市建設開展黑臭水體綜合治理;大氣治理從尾氣治理向前端能源清潔化利用延伸,貫穿了源頭減排、過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的全過程;固廢處理從末端填埋焚燒處置向前延伸至生活垃圾收集和轉運,并衍生出智慧環衛及廢舊物資再生利用等高附加值新興服務行業。

目前環保產業整體發展勢頭強勁,但我們也要清楚地看到,在一些具體領域和市場方面也存在諸多問題和障礙,集中體現在工業污染防治、農村污染防治、制度化環境管理、市場秩序維護等方面:

在固廢處理領域,雖然近年來我國危廢處置能力增長較快,但處置能力區域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處置費用較高,部分企業非法轉移和傾倒危險廢物。城市大量建筑垃圾未經任何處理被運到郊外或農村,采用露天堆放或填埋的方式處置,資源化利用率不足5%,而發達國家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率已達60%~90%。城市餐廚垃圾無害化資源化利用進展緩慢,餐飲廚余進入簡易作坊再利用對保障飲食安全造成巨大威脅。

在土壤修復領域,我國污染場地環境問題突出,化工冶金等工業廢棄地污染地塊較多,農田污染日益嚴重。土壤污染物種類繁多、污染程度多樣,修復治理難度大、成本高,土壤修復行業處于起步階段,產業政策的推動和引導還有待加強,適合我國國情的污染場地治理技術裝備的研發推廣應用還需加強。

在大氣治理領域,非電行業煙氣治理嚴重滯后于電力行業超低排放力度,需加強VOCs(揮發性有機物)與NOx(氮氧化物)協同減排。

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和農村環境綜合整治方面,污水垃圾設施運維能力和環境治理水平不高,特別是在老少邊窮等欠發達地區,快速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留守人員的認識、需求與政府改善鄉村環境的預期出現了背離,農村環境綜合整治進展較為緩慢。農村環境問題如得不到有效解決,大量PPP模式下的河道流域治理項目會因此功虧一簣,鄉村全面振興也會成為空談。

在環境管理制度方面,至2017年底,中央環保督察已實現31個省份全面覆蓋,對地方環保工作推動效果明顯。但通過環保約談、巡視、督查等形式,依靠大量人力投入發現并跟蹤解決問題,高強度的工作難以長期持續,且單憑環保部門的力量無法做到對固定污染源的全覆蓋。環境管理的制度設計需要得到強化,利用大數據輔助技術,以精細化管理代替人為檢查、巡查,用數據獲取新知、用數據支撐決策、用數據提升管理、用數據驅動創新。但目前我國環保大數據的頂層設計滯后、體制機制創新動力不足,存在重概念口號、輕實施配套,重設備技術、輕機制建設等問題。

在市場秩序維護方面,惡性低價競爭問題依然突出。無論是先低價拿標搶占市場份額,項目運行后再提價,還是企業戰略轉型需要,這些偏離實際成本的惡性不規范競爭,不以持續穩定運行為目標的短視行為,極不利于環保產業的健康發展,同時也造成環保行業平均收益率下滑明顯。據測算,目前燃煤電廠煙氣特許經營項目投資內部收益,從12%下降至8%左右;水務項目從8%下降至4%~5%左右,僅與5年期的銀行貸款基準利率持平;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從12%下降至5%~8%左右。

針對以上污染防治中亟待補齊的短板,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定目標、嚴督查,進行攻堅目標分解、責任落實、結果考核。統一認識和方向,確定總體目標、年度目標、主要指標及其工作任務,讓目標可檢查、可落實并向下層層分解,縱向覆蓋省、市、縣各級政府,橫向延伸到各相關主管職能部門,讓各級地方政府、各主管職能部門承擔起在污染防治中的主導責任。

建制度、嚴執法,構建天空地環境監測監管體系。排污企業是污染防治的責任主體,也是攻堅戰中的重點監管對象。對排污企業達標排放的監督力度一刻不能放松,讓企業不敢超、不想超。政府應推動建立基于大數據技術的環境管理制度,借對排污許可制度的推動,利用在線監控、監督性監測、遙感、無人機巡查等手段建立天空地的環境監測監管體系,實現管理的常態化、標準化。環保行業可做好智慧環境綜合管理系統的技術開發和服務支持工作,并在更大尺度上融入智慧城市系統。借助數據化環境管理手段,通過對數據的挖掘和分析,實現管理優化和精準控制。嚴控高污染行業、重點企業排放,對存在偷排漏排、拒不執行、數據造假等情況的,嚴格按照法律要求進行處罰,并結合環境信息公開、環境信用等手段,讓違法企業付出代價。

抓源頭、治末端,系統提升工業與園區污染綜合治理成效。環保產業需要主動擴大責任范圍,將污染防治從發展的成本變成發展的動能,全面參與工業與園區的污染綜合治理,包括水、氣、固廢、危廢等。以技術進步和產業延伸,通過清潔生產、水資源綜合利用等推進綠色制造和清潔生產,從末端的污染治理上升到在制造過程中進行資源化利用,形成清潔能源、清潔生產、節能環保相結合的全過程控制模式。從產業結構來說,應該發揮環境保護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促進作用,推動產業升級及其區域合理布局,使單位產品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降低、資源能源效率提升。從正反兩個方面持續推進工業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加強對工業企業達標排放的監管執法,鼓勵開展同業環境設施交叉式運營監督及環保企業第三方社會機構綜合評級。

創模式、強支持,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及農村環境綜合治理。對于農業面源污染的有效控制是確保河道生態流域恢復生態功能的重要部分,是恢復綠水青山的必要保障。政府可考慮在更高層面通過政策和輿論導向拉動鄉村綠色發展需求,創造就業和發展機會,吸引年輕人到廣闊的鄉村施展才能;挖掘鄉村的生活優勢,吸引城市高凈值、高收入的人群到鄉村居住。具體到環保領域,可加強對鄉村基層管理者環保意識的教育和責任約束考核,并通過財政性資金對處理設施運行維護費用進行補貼,以解決面向居民環保設施運維資金收繳率較低的問題。環保產業需要通過跨界融合,在污染防治設施的運營維護中借助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根據各個地區的具體情況,開發針對性強、運營便捷的分散式污染防治系統,通過第三方治理來實現規模化運營。可由資源整合能力強、工程業績豐富、資金實力雄厚、技術裝備水平高的龍頭企業作為整體牽頭,帶動發展專項細分技術服務能力高的中小企業。

來自《中國環境管理》及“中國環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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